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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重金屬污染具有不可逆性和長期性，嚴重威脅著我國生態環境和農產品質量，直接損害民眾身體健康。為防治重金屬污染，我國政府不斷推進防治工作。2011年，國務院發布《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標志著我國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正式全面啟動；2016年，國務院《“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出臺，要求加大重金屬污染防治力度；2018年，生態環境部印發《關于加強涉重金屬行業污染防控的意見》，要求到2020年，全國重點行業的重點重金屬污染物排放量比2013年下降10%；集中解決一批威脅群眾健康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突出重金屬污染問題，進一步遏制血鉛事件、糧食鉻超標風險，建立企事業單位重金屬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因此，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響應黨的十九大“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的要求，重點之一是解決重金屬污染問題。
重金屬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形勢依然嚴峻
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的“十二五”規劃的實施，使15個省的670余萬噸鉻渣得到處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近30年涉重金屬產業的快速擴張所造成的重金屬污染物排放總量仍處于高位水平，歷史遺留的重金屬污染問題短期解決難度大，涉重金屬企業環境安全隱患依然較為突出。
我國重金屬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形勢依然嚴峻，主要表現為污染總量大、污染程度深、污染范圍廣三大難題。第一，污染總量大。當前重金屬污染物的排放并沒有得到很好控制，以鎘污染為例，鎘排放總量從2005年的62噸上升到2015年的2694噸，增長近44倍。第二，污染程度深。2014年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截至2013年底，我國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達19.4％，其主要污染物為鎘等重金屬。第三，污染范圍廣。據《我國稻米質量安全現狀及發展對策研究》一文估算，我國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重金屬污染，鎘污染的耕地范圍涉及11個省25個地區，其中以西南、中南、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區最為突出。要想打贏重金屬污染防治攻堅戰，仍需尋求良策。
生態補償是防治重金屬污染的有效方式
當前，我國主要依靠政府主導方式對重金屬污染進行治理。2014年，湖南省啟動長株潭耕地重金屬污染修復及農作物種植結構調整試點。盡管政府大量投入，但由于耕地修復治理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同時并未形成對治理末端（農戶）的有效干預，試點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如何撬動市場機制，讓更多農戶參與到重金屬污染的防治中來，成為解決重金屬污染問題的關鍵所在。
生態補償是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的重要手段。土壤重金屬污染的起因往往是非農活動，農戶行為并非土壤重金屬污染的主要源頭，但卻是阻止土壤重金屬污染進入食物鏈最重要的環節。從污染形成機理看，寄希望于農戶防治土壤重金屬污染以保障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既不公平也無效率。盡管隨著科技進步，重金屬污染的一些治理方式已逐步應用到農業生產中，農戶治理具備了技術上的可行性。但是在信息不對稱的現實中，缺乏外部激勵的農戶顯然對諸多技術上可行的重金屬污染治理行為，缺失付諸實踐的動力。通過對湖南、江西的實地調研，發現有近40％的農戶對重金屬污染技術的采用意愿較低。如果能夠通過合理的機制設計，對農戶的治理行為給予激勵，則可能在短期內顯著降低食物中的重金屬含量，但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則需要較長時間和付出較高代價。
把握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的三個要點
生態補償是多元主體參與且互相作用的機制。通過構建生態補償機制推進重金屬污染防治，應重點回答好“誰來補”“補多少”“如何補”三個問題。
首先，堅持“誰破壞誰補償”的原則，明確生態補償主體。2018年，生態環境部發布《關于加強涉重金屬行業污染防控的意見》，要求各省建立全口徑涉重金屬重點行業企業清單。企業清單的建立，不僅能夠實現將重金屬減排目標任務，分解落實到有關涉重金屬重點行業企業，明確減排責任，同時也為確定污染責任主體提供了依據，對涉重金屬重點行業企業清單中已形成重金屬污染既定事實的企業，應視為生態補償主體，并要求其繳納補償資金。應結合2018年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以法律條文為依據對污染企業進行征稅，作為實施生態補償的資金來源。此外，對于那些污染責任主體確實難以明確，或者政府出于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形成協同治理格局的目標，所開展的重金屬污染防治，應該統籌一般性轉移支付和相關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作為生態補償的另一個資金來源。
其次，設定合理的補償標準，是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的核心。從國際上使用生態補償的經驗來看，各國越來越強調補償標準的差別化。補償標準的設定應遵循以下原則。生態保護行為產生的總效益（重金屬污染防治產生的外部效益）和成本（重金屬污染防治的直接經濟成本和間接機會成本），是決定生態保護主體實施相應行為所需補償的最高限額和最低標準，同時還存在生態保護主體針對生態保護行為的主觀期望補償值。在設置重金屬污染防治生態補償標準時，應在最高限額和最低標準的區間內，結合農戶的期望補償值確定補償金額。由于不同地區污染情況、自然稟賦、社會發展狀況存在差異，補償標準單一會產生過度補償或補償不足的問題，有必要分地區實行差別化的補償標準。重金屬污染防治效益和防治成本的異質性，是實施補償標準差別化的基礎，可參考美國的“環境效益指數”（EBI）和尼加拉瓜的“生態系統服務指數”（ESI），構建重金屬污染防治指數。差別化的補償標準能夠顯著提升生態保護補償的效率。
最后，農戶是阻止土壤重金屬污染進入食物鏈最重要的環節。對農戶重金屬污染治理行為進行生態補償，應探索多元化方式，增加治理的經濟收益，以提高其治理重金屬污染的意愿�？梢詤⒄杖毡景l展環境友好型農業的經驗，建立“生態農戶”認證機制。對于采取重金屬污染防治技術對耕地進行養護的農戶，政府給予其“生態農戶”認證。只有獲得生態農戶認證的，才能獲得生態補償金，同時享受技術支持、無息貸款等相關政策優惠。可以在重金屬污染重點區域，逐步探索生態農戶認證與國家現有支農補貼掛鉤，以激勵農戶進行污染治理。生態農戶認證機制還可以將企業納入進來，將認證工作委托給相關企業完成，由企業對農戶重金屬污染防治技術的采用情況和治理效果進行評估，同時負責對達標農產品的采購，而相關的惠農政策也可以向上述企業適度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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